郭巍青，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。教育部本科教學指導委員會(政治學組)委員，中國政治學會理事，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，廣東省房地產(chǎn)協(xié)會常務理事。     

      《勞動合同法》將于2008年1月1日生效。這部法律的立法過程充滿了爭議。有一種觀點主張，這是一部“勞動”合同法，強調(diào)向保護勞動者權益方面傾斜。對立的觀點主張，這是一部勞動“合同”法，強調(diào)締約雙方的平等，不過大家認為這事實上就是向資方傾斜?，F(xiàn)在看到的法律文本已經(jīng)有很多折中處理，但基本上符合中國人民大學勞動學院常凱教授的表述，即立法意圖就是要“扶弱限強”，建立平衡的勞資關系。

　　勞資關系中誰弱？怎么扶？誰強？怎么限？一般地泛泛而論，也許覺得不是問題，當然是勞工弱勢啊。但是也有很多人認為不是這樣，企業(yè)主或管理層總是拿散漫無序的工人沒辦法，資方才是弱勢。兩種看法尖銳對立，所以，法律沒有通過時，就有很多激烈爭論。而法律通過后，則引起社會上的激烈反應，激烈的程度甚至包括暴力行為。讓我們先看兩個例子。

　　我想從“勞動政策”的角度，從“治理”的角度討論《勞動合同法》與勞資關系問題。我將試圖從普通勞動者的角度來看，是什么因素使勞動者成為弱勢？怎樣改變這種弱勢，建立平衡的勞資關系？簡單來說，有三種結(jié)構性的力量使勞動者成為弱勢。宏觀上，全球化強化了資本的力量，而工人的力量則史無前例地衰落了。中觀上，治理機構首先表達和容納的是政府、立法者的立場和利益和議程考慮，資方在一定程度上有資源和辦法進入和影響政策過程，但是勞方?jīng)]有。微觀上，由于流動性和教育程度等等問題，工人的社會自立能力很弱，并且實際上失去了傳統(tǒng)上的支撐結(jié)構，分散的個體當然是最弱的。要改變這樣的強弱關系很困難，但是，沒有平衡的勞資關系，社會不可能和諧。宏觀和中觀層面上的改變都是長遠的大話題，但是我們可以討論，借助《勞動合同法》，在微觀以及微觀到中觀的層面上，怎樣真實地保障勞動者權益，增強勞工的力量，努力使勞資關系趨于平衡。

　　1 宏觀分析：認識全球化的影響

　　中國將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，取得了巨大的經(jīng)濟成就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勞資關系也不平衡。為什么這種不平衡的勞資關系能夠存在呢？這是因為存在兩個條件。第一個條件是我們正好處于人口紅利期。這意味著勞動力很多，負擔較輕，他們互相競爭工作崗位，勞動就變得“廉價”了。但是勞動者也是人，沒有人會把艱苦的工作條件看作是生活樂趣。這就涉及到第二個條件，有整整一代人愿意忍受惡劣的工作條件和很低的工資標準。

　　為什么愿意忍受？這涉及到行為的心理動機。許多學者都分析過，資本主義發(fā)展的早期，為什么人們愿意像清教徒一樣地無休無止地勤奮工作。這種動機有三個方面，可以叫做“人生動力的三個支柱”。第一個支柱是，我現(xiàn)在不好，但是如果社會整體好了，我就會好。第二個支柱是，盡管我現(xiàn)在不好，但是相信將來會好。第三個支柱是，我在這里不好，但是如果有條件移動的話，到另外一個地方，應該能夠找到更好的發(fā)展機會。這三個支柱在，人們就愿意忍受不理想的條件，并且愿意勤奮工作。

　　如果存在財富分配不公，如果有持續(xù)貧窮狀況，而且出現(xiàn)代際轉(zhuǎn)移，如果出現(xiàn)明顯的社會排斥，那么支撐一個人努力奮斗的三個支柱都沒有了。于是就不能理解，為什么要工作呢，為什么愿意承受現(xiàn)在的這個苦難呢？把這幾個指標用于衡量農(nóng)民工這個群體的時候，可以這么想一想，他們是否在這三個指標上都遇到了重大的障礙。

　　首先是，社會整體和相當一部分人的確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有提高。對于那些不能有提高的人來說，不能分享社會財富的人來說，他怎么會相信國家好了我就會好、社會好我就會好、企業(yè)好了我就會好？其次，現(xiàn)在出來打工的年輕人，已經(jīng)是農(nóng)民工的第二代。把他們兩代人的家庭故事連在一起來讀，基本上就是一個貧窮的代際轉(zhuǎn)移現(xiàn)象。如果第一代相信未來會更好，第二代就很難相信了。再次，我們知道戶籍制度、福利保障制度的欠缺，對外來工群體是極大的障礙。

　　簡單來說，三個支柱都垮塌了。我們要問，為什么一個社會整體的發(fā)展，國家的強盛，卻并不能夠給個人包括給工人帶來一個分享更多成果的機會呢？從根本上說，這與全球化帶來的勞資關系新格局有很大的關系。

　　全球化的基本特征，就是資本在全球流動。借助于電子技術，上百億美金可以在短短幾個小時內(nèi)在各個國家的銀行里進出，技術條件完全可以達到。這種流動是為了在全球?qū)ふ抑匦屡渲觅Y源，尋找真正廉價的勞動力，因此可以這樣說，中國大量農(nóng)民工向沿海地區(qū)的流動，就是資本的力量把他們吸引過來的。

　　資本具有在全球平衡和流動的能力，使全世界資本家更容易聯(lián)合起來，共同謀劃全球最佳盈利模式。這當然帶來了技術進步，但是同時也帶來了無論是對發(fā)達國家還是發(fā)展中國家工人狀況整體性的壓低，使工人之間競爭誰的工資更低，在全球范圍來看，工人被迫進入一種競爭格局，不是競爭向優(yōu)，而是競爭向次；不是競爭向上，而是競爭向下；互相競爭看誰接受更差的工作條件和更低的工資標準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資本的全球流動帶來了全球產(chǎn)業(yè)的重新分配，全球貿(mào)易，匯率波動、新的市場規(guī)則等等，僅靠工薪收入，完全無法和財產(chǎn)性的收入、資本性的收入相比，差距會迅速拉大，這是貧富兩極分化的基本原因，全世界幾乎都是這樣。

　　對中國來說，廉價勞動力成了國家的核心競爭力。在某個階段上，“廉價”對于原來很貧窮的農(nóng)民還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時間長了以后，情況就會發(fā)生變化。無論如何，我們不能天然地以為農(nóng)民素質(zhì)低，就值這么多錢。而且還要看到，整個結(jié)構性的力量，長期使他們處于這樣的一個地位，不再能夠有其他希望的時候，那么，勞資關系就會出現(xiàn)嚴重的危機。

　　工人問題現(xiàn)在已成了全球化帶來的全球問題之一。所有的國家都會有工人的問題，但是在發(fā)達國家，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傳統(tǒng)，能夠幫助工人表達其訴求。相比之下，中國的情況卻完全不同，政府管理部門和工人之間的距離和隔閡實在是太大了。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的時間里，勞動行政部門，工會部門，以及其他相關的部門，基本上把工人的問題特別是流動農(nóng)民工的問題，丟給了企業(yè)，也就是丟給他們自己。這確實可以比較出中國和西方在勞資關系上的差距之大，我們不僅在企業(yè)的競爭力，在整個經(jīng)濟比如說高技術，跟發(fā)達國家有差距，同時在面對勞動者的需求時，在政府應該做出反應的地方，政府的能力和意識，都跟發(fā)達國家有非常大的差距。

　　2 中觀分析：政府的權力及其利益背景

　　全球化的格局下，整個宏觀結(jié)構有利于“資方”。在這樣的格局下，政府應該做什么呢？這有三種可能的方式。一種是實施行政管制，比如通過行政命令、手段制訂一個最低工資標準。第二種是福利的提供，就是用宏觀的方法，幫助勞資雙方更容易尋求平衡。第三種方法是組織創(chuàng)新，在對勞資關系的處理、對工人的福利和服務，以及對相關的公共事務和公共服務的提供方面，不斷尋求和鼓勵更廉價的、更有效的、更貼近于現(xiàn)場的組織結(jié)構和方式。

　　世界各國都公認，政府是一個必要的東西，但是政府本身的耗費太大。有沒有在政府之外的替代性的組織方式，能夠把各種服務提供得更好呢？

　　世界上很多國家不一定為勞資關系或其中的某個環(huán)節(jié)專門立法，但是沒有立法必須有別的條件作為配合。別的條件是什么呢？往往是要有福利，或者是要有一個工人工會和資方自行談判的權利，包括工會和工人用罷工的手段和其他的手段制約資方的權利。簡單地說，企業(yè)方面如果不愿意跟工人之間形成這樣的一個集體性的相互協(xié)商、相互制約的機制，那么等來的結(jié)局，很可能就是出現(xiàn)一個代表工人的政府、以工人的名義制定和實施某種嚴厲的法律。

　　香港沒有勞動立法，也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的行政規(guī)定，但是有什么呢？有關于住房的福利體系，還有醫(yī)療衛(wèi)生的基本保障，還有政治上一人一票的投票權。實際上中國的勞工涉及到的群體非常龐大，而且非常集中，我們現(xiàn)在統(tǒng)計的勞動人口、外來工是超過了兩億了，假如允許一人一票進行投票，決定一項政策，恐怕沒有人敢去忽略這些工人，沒有人敢說不在乎他們的需求。如果沒有福利，沒有協(xié)商談判的機制，那么只剩一條，必須以法律來約束。如果不希望有這樣的一部法律，就必須有別的東西來替代，要么是福利，要么是組織上的創(chuàng)新，歸根結(jié)底，這還是政府要面對的問題。

　　其實在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過程中，有相當一批企業(yè)家愿意進行探索，找到對工人友好的制度模式，在企業(yè)內(nèi)構建勞資關系的平衡，以培育企業(yè)有一種可持續(xù)的競爭力，有些企業(yè)家自己說，這叫做“善的競爭力”。但是這些企業(yè)最害怕的整個外部環(huán)境是不穩(wěn)定的，如果有人不擇手段，不用做對工人友好、對環(huán)境友好的工作，也許可以把成本降得更低一些，在競爭當中可能會短期獲勝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就會對愿意向善的企業(yè)家是一種打擊。所以，這就歸根到底回到那個問題上，怎樣能夠為企業(yè)真正良好的競爭構造一個好的制度環(huán)境和條件，仍然是政府的責任。

　　但是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存在一些嚴重的錯位，就是管理部門權力在增大，企業(yè)的負擔也在增大，結(jié)果呢？還是工人的壓力在增大。三個方面，并不能夠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(huán)。政府的各個管理部門，在沒有權力和沒有利益的時候，就沒有工作的動力。通常是需要明確獲得一種擴張性的權力，并且可能用一個擴張性的權力在管制和管理的過程中，得到更大的利益的時候，具體的政府部門才會運作起來。

　　以此來看《勞動合同法》，各地開始出臺一些執(zhí)行細則，最主要的是建立集體協(xié)商的體制，在工資問題上，由勞動行政部門加工會和企業(yè)，三方共同進行協(xié)商。毫無疑問，工會的權力和勞動行政部門的權力再次增大。中國的工會因為非常特殊的原因，是一種行政機構。自從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以后，對著幾千萬、上億的流動農(nóng)民工，工會長時間不跟他們發(fā)生任何關系。所以說，它不是一個對工人群體中出現(xiàn)的問題進行反應的部門，而是一個只對權力才反應的部門。只有法律上授予它權力，它才會做事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誰能肯定，權力在手以后，不會從管理過程中首先考慮自己的部門利益？誰又能肯定，面對各種復雜的情況，它有動力去積極地解決問題并提供服務呢？

　　3 微觀分析：賦權予工人

　　在《勞動合同法》的框架下，我們最終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其實在于要賦權予工人，讓工人的能力強大起來。既然是建立一個協(xié)商的機制，工資談判的機制，工人會談嗎？會表達自己的要求嗎？誰代表他們來談？談出來以后的結(jié)果工人接受嗎？其實這里面要有協(xié)商談判能力的問題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工人也是長期欠帳的?；旧?，現(xiàn)代研究都相信一個人的貧窮或者社會地位比較低下，一個主要的指標，當然是經(jīng)濟收入，但是這不是全部的指標。還有其他的指標，就在于個人的能力，個人能力不行，就永無可能擺脫這貧窮狀況。

　　因此我們要對工人能力的培養(yǎng)下很大的功夫，在這里就會談到在珠三角地區(qū)存在著的那些草根維權組織、公民代理、“黑律師”等等，起碼活躍著三千人，他們是草根的為公民維權的積極分子，或者他們說自己是公民的代理。這個現(xiàn)象說明從政府的服務到工人的實際需求滿足之間，有一個非常大的距離，同時也說明在這個空白地帶之間，其實存在著許許多多有心、有力做事的一批人。

　　政府對勞資關系的協(xié)調(diào)其實應當強調(diào)一個組織創(chuàng)新的問題，工人在許多日常的勞資糾紛里，難道都可以由一個政府組織面對和處理嗎？其實是比較困難的。按照西方國家的基本經(jīng)驗和做法，由非政府的組織來承擔日常對工人提供服務，提供咨詢或者教育的相關工作，這是最便宜、最廉價的方式，也只有這些人才會真正了解到工人的需求在哪里。

　　我們有很多法律法規(guī)，但是一旦出現(xiàn)了問題，就會埋怨比如說工人的素質(zhì)低，但是問題是誰給他們提供了這樣的教育呢？行政機構總是說很難，做不到。但是草根NGO組織，卻能夠做得到。這種教育使工人擺脫過分內(nèi)向、過分膽怯、過分封閉自己的狀況，使他真正可以以自己的能力、眼光看待周邊的生活。

　　這樣的工作理念上非常好，但是他們自己做起來，卻非常低調(diào)，有一點過分卑微。為什么？因為害怕政府。使做好事的人害怕，政府實在應該檢討自己。因此，制度空間的開放、觀念的創(chuàng)新，包括必要的法律程序的改進和推動，非常重要。真正尊重這些團體的工作，通過他們將教育和法律傳遞到工人當中去，有什么不好呢？

　　總結(jié)起來，由于大結(jié)構上的不平衡以及長期欠賬，《勞動合同法》立法的意圖“扶弱限強”應當肯定。但是“扶弱限強”、建立平衡的勞資關系，要求政府有創(chuàng)新的管理思路和管理的手段。其中特別重要的一點是，在微觀的層面上，要對工人自身內(nèi)部的積極力量和能力培養(yǎng)給予更大的關注，需要有平等權利和制度創(chuàng)新。